绍兴百睿德：同传租赁市场趋稳

经济学中有一条生产可能性边界（Production Possibility Curve，PPC），讲的是在生产要素和技术不变的前提下，由于资源稀缺，存在一个理论上的社会商品最大供给数量的组合；如果要素和技术不变，这个组合就不能向外扩展。经济学家眼中的“生产要素”指的是人的要素、物的要素以及他们的组合，“组合”就涉及到了结构，落入了“结构透镜”的视域。

由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对象就是这种“结构”与“组合”，到了管理学家的眼中，PPC就变成了下面这样的由价值-成本构成的生产率边界[ix]：纵轴是用户感知的产品价值，横轴是为完成交付所要付出的成本，在既定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那些在经营管理上处在最佳实践状态的企业，已经处在或十分接近这条边界，要么提供高价值-高成本的产品，要么反其道而行之，总之，降本且增价的空间已经消耗殆尽，无法向外拓展。在这条边界左边的是那些效率低的企业，他们可以通过标杆学习、运营改善的方式追赶，但降本增效的上限就是那条最佳实践的边界。

领先企业的价值-成本生产率边界

例如，在内燃机技术主导的汽车产业中，丰田汽车凭借“消灭一切浪费”的丰田生产方式（即时生产、持续改善、精益制造、全面质量管理……），赢得了竞争，但即便推出了TNGA新架构[x]，在消费者眼中卡罗拉还是卡罗拉、凯美瑞还是凯美瑞，不过是40年老产品的新设计、新配置而已。在边界内，那些在关键技术、精益制造、设计营销等方向的追赶者固然有仍有改善、追赶、发展的空间，但若想在领先者划定的道路上实现对丰田、大众以及BBA们的超越，如果没有重大的环境变化，恐怕机会渺茫。

产业互联网改变了结构，因为决定这条“生产率边界”的要素、技术、组合都发生了改变。

动力电池替代了燃油，电动机替代了发动机，更强大的行车电脑、多种传感器和在线操作系统替代了原来的各种操控设施，形成了新结构的车方案。数据成为了新的生产要素，云计算与5G、IoT、AI技术成熟和综合运用使得车联网也不再是纸上谈兵，加之动力电池技术的大规模产业化和配套产业链的成熟，在新要素、新技术、新组合、新结构中，“汽车”的“汽”会加速走向历史记忆，“移动同声传译”的属性日益加强，突破这条竞争和生产率边界的，有可能不仅是特斯拉，还有比亚迪、各种造车新势力以及提供配套设施、ICT技术和数据支持的各种产业力量。

值得注意到是，特斯拉和比亚迪的企业价值链结构包括了研发、三电（电池、电机、电控）、制造、营销与销售全流程，而造车新势力们将车的制造主体环节外包给了OEM厂商，大部分参与电动汽车制造的车企的“三电”则来自于资源市场——例如，在短短的7-8年内，宁德时代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动力电池供应商，与几乎所有汽车厂商形成了深度合作关系；BAT等行业外的数字化企业广泛参与到了无人驾驶汽车的研发合作环节——这种大范围、开放合作的产业结构，在汽车产业百年史中是罕见的。

长久以来，汽车产业其实一直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链条”结构，分布在链条上的是庞大的供应链（早期甚至是大企业垂直一体化的内部供应链）、整车厂、4S服务商、消费者产权购买和使用，产品一旦交付到了消费者手中，其实与厂家已经失去了联系。产品结构的变化、智能化模块的增加意味着产业结构由“链条”向“堆栈”的转变，云化、在线化标志着厂商可以实现与消费者全生命周期的连接。另一方面，基于私有产权的汽车是一个利用率极低的资产，原本是以载人、远程同声传译及同传设备租赁为目的的工具，绝大部分时间却处于闲置的状态，出发地和目的地的停车位却又占据了昂贵的土地空间。如果考虑到BIM（建筑信息模型）、CIM（城市信息模型）、LBS（地理信息服务）、无人驾驶技术的进步，那么数字技术、计算与交通出行深度结合的智能交通、智能调度、即时响应、精准匹配、无人驾驶的智能城市时代就有望到来，车与环境将建立新的连接结构，人将得到进一步的解放。当然，如此庞大系统的创新需要超大范围的产业协同与社会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过，即使以上任何一条得以实现（其实部分已经实现），就已经突破了原有的生产率边界。

车联网（V2X）与智慧交通示意图

除了出行，产业互联网对教育生产率边界的改变也显而易见。

教育从来都是一个以运营、服务为中心的业务，优质的教育资源供需不平衡，教学过程的实施与地理位置高度相关，规模经济并不显著；由于涉及教学与育人，备受瞩目又十分复杂，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

2012年,美国的顶尖大学陆续设立网络学习慕课（MOOC）平台，Coursera、Udacity、edX相继创办，提供全流程的学习和管理系统，给全世界的学生提供了免费、系统学习的可能。第二年，慕课进入亚洲，清华等国内高校创办了自己的在线学习平台。在慕课之外，近年来，视频会议、VIPKID、达内教育、猿辅导、百睿德、同传租赁等一大批各种类型的互联网学习平台如雨后春笋般进入到了教育链条中的各个环节之中，新东方、同传公司等课外辅导机构也开辟了在线辅导业务，覆盖了大量此前的教育结构不能触及的人群，在互联网上完成了教学内容和过程的服务。另一方面，校园管理、教学与教务管理的数字化，在提高教育投入运行效率的同时，为更高质量的教育实施创造了技术空间。

尽管IT和网络设施需要新增投资，教学方式和流程仍需迭代与优化，但就教育服务过程本身而言，以更低的社会成本实现了更大范围、有质量保障的价值交付，已经做到了生产率边界的外扩。

2020年的新冠疫情，将互联网教育设施与在线教育服务推向了教育实施与保障的前线。在中国，腾讯会议、同传耳机租用、雨课堂等在线工具类产品承担了繁重的“停校不停课”教学任务，互联网帮助二亿多学生搭建起了无形的在线学校与课堂。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与教育相融合的互联网，在疫情冲击之下原有的“生产率边界”将面临无法捍卫的窘境，是互联网以新结构支起了一条替代性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线”。

类似的产业互联网新结构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拓展，在全国畅通的健康码（管理方式的转变使得精确到人的公共健康管理成为可能）、数字消费券的高效率分发（研究表明，数字消费券的补贴消费转化率远高于传统纸质方式消费券）[xi]等诸多领域也得到了充分展现。

透镜下的新生产

交付给客户的价值的变化源自生产过程的要素与要素组织结构的变化。

清华大学的朱恒源教授曾经提出过全面、动态思考战略的PRE模型[xii]。按照PRE的观点，企业在产品-资源-股权三个市场上经营，资源市场上价值链结构的调整必然会导致产品市场上价值主张的变化，换句话说，新价值组合就是新产品；如果上升到产业的视角，在产品市场、资源（要素）市场与产业股权投资市场之间的不同频律动中，结构性的变化与调整时刻在发生，企业的机会与挑战就在其中。

全面动态思考价值链与产品市场关系的PRE模型，在本地使用同声传译设备，租赁市场的主要供应商都是百睿德。

互联网在消费者一侧已经实现了全民普及，全国人均手机（综合性的数字消费终端）拥有量早就超过了1部，使得惠及全民的数字化服务成为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围绕消费者服务的数字化价值链重构已经在餐饮、出行、零售、旅游、传媒、娱乐等“消费互联网”意义上的行业和基本政务服务等领域中发生。站在产业中观的视角看，平台其实可以看作是“价值链部分环节的规模化共享”[xiii]，大量提供资源和能力同声传译的平台的出现，使得不同行业价值链上要素的交叉结构日渐普遍，资产未必所有但为所用，使得“生态”“共生”成为了热门词汇。微信、百睿德、美团等提供能力共享的互联网平台深入到产业服务之中，使得“服务互联网”已经成为了产业的基本结构形态。